鴉片戰(zhàn)爭以后，中國有識之士痛感學習西方之必要，翻譯活動又逐漸興起，在中國翻譯史上形成又一個新階段。馬建忠（1845～1900）強調(diào)譯事之難。梁啟超（1875～1929）鼓吹佛典翻譯之高明。畢生從事西方社會科學翻譯的嚴復（1853～1921）在幾篇序文里申述了他在翻譯中遵循的原則。在《天演論》序中他說：“譯事三難：信、達、雅。”“信”是忠于原作，“達”是忠于讀者，“雅”是對于文學語言的忠誠。信、達、雅雖然只三個字，但體現(xiàn)了作品、讀者、語言三者之間的關(guān)系。在嚴復那些譯本當中，《天演論》接近意譯，《原富》則近于直譯。他說：“是譯與《天演論》不同，下筆之頃，雖于全節(jié)文理不能不融會貫通為之，然于辭義之間無所顛倒附益?！辈贿^他對本書“繁贅而無關(guān)宏旨”的地方，則又有所刪除。在《群己權(quán)界論》譯凡例中他說：“原書文理頗深，意繁句重，若依文作譯，必至難索解人，